喬 @ i orz

今天不才在一个台湾的政治论坛和某些"泛绿"的台湾网友"友好"的争论关于"支那"一词下隐含的意义，有感良多，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其自诩的这个"民主国家"的政治气氛，我想"热衷政治"这四个字远不能正确表述。也发现确有一些有学识的台湾本土人士并不认可"台独"，当然这些人大都认为现在就要谈"统"还为时尚早，其主要的观点很像"东西德"这个例子的反证，其實我想無論是否想要獨立或是統一，尊重對方的選擇是一個交流的基礎所在。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鉴于网络的流行，台湾的文宣战业已在网络上开打，各个政治讨论板块都充斥着"泛绿"或"泛蓝"的所谓"工读生"--想来就是各自党派收买一些在校生之流的有闲人士在网络上发表不利对方党派的言论吧，和国内的“5毛”性质差不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去的几个网站上面大都充斥着“绿色”工读生，“蓝色”的比较少见。

下面谈谈我想说的正题--"支那"一词，不过并不是我说，我转两篇文章，一篇由一位名叫"实藤惠秀"的日本学者写的文章；一篇作者 佚名（由于此篇文章我收录时间久远，原作者或收编者已查无可查，若有朋友知晓请告知） 。

第一篇《国号问题》
作者：实藤惠秀
节录自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①

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支那这个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了。
在《画报•近代百年史》第6集第483页，关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小孩子侮辱留居日本的中国人的情景，使外国记者也大皱眉头”在一幅画上，有两个中国人为日本小孩子所侮辱，旁边虽然有日本警察，并不加以制止。
这幅画的附加说明如次：“日本胜利！支那败北！”——清国人走到街头，总是听到日本小孩子这类侮辱性的叫嚷，而日本警察却总是视若无睹，袖手旁观。
从这时候起，日本人所称的“支那”这个名词，似乎另有含义。
当时的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之类的嘲弄。
这时候，中国人对“支那”或“支那人”之类的词，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反感。
留日学生所发行的《大陆》杂志的发刊词，有这么一句话，“善哉！我支那之大陆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
支那这一称谓，不但出现于中国人的文章，甚至用做书名。
例如：《支那三百年史》，三宅雄太郎著，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支那史要》，石春攒次郎著，陈毅译，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同书的另一译本是《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编译，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
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
黄兴等人所创办的杂志，题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
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词典》所收“支那”和“支那语”多条，并不含有任何厌恶的含义。
由以上可得，在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初期，“支那”一词似尚未成为问题。但是，以“支那”为国号，由于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中国人心里毕竟还是有那么点不舒服的。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在这段文字之后，王拱壁做了注释，指出支那二字从印度而来。“支”即为隋，而“那”是语尾。本来是“摩诃至那”（大隋）之意。他这样说：
纵有人称我以外号，亦当称“摩诃至那”。今假扮[日本]以宗承华夏之族，吟哦汉文之种，讲诵佛经之地，不惟中华民国四字、中国二字为彼邦所不齿，即摩诃震旦亦不我称。称我支那又将冠词“摩诃”二字削去。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华民国”四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尤忆当民国肇造之初，倭人闻我将以“中华民国”民我国，即由著名浪人某固请我民党领袖，易之以“大汉”，希冀离我五族，从可知堂哉皇哉之“中华民国”四字早为岛国君民所不喜矣，推其用心，直不愿地球有中华民国之产出也。
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对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非常反感。
若从文字的立场来看，“支那”这一词汇是中国人用汉字音译印度语而来的，千百年来，没有变化。不过，在尊敬和鄙视的场合下，其音调完全不同。因此，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其音调也有变化。后来他们从明治时代对所谓“豚尾奴”的态度来对待“支那人”，故使中国人反感。故此，在明治时代使中国人觉得无所谓的“支那”一词，后来却成为了大问题。
1930年，中国政府对1919年以来国人所关心的国号问题作了反应。据同年5月27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
今起禁用“支那”称呼——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
[南京26日电]日本人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素为中华民国所厌恶，今日国民政府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如下，以显示其禁绝“支那”称呼的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从僖笕毡菊窈蟪坪糁泄⑽男胄碞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十日后，在6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的角笛专栏（读者来函）中，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
“支那”与“中华”
据南京电讯，支那政府已决定不接受一切来自日本政府而使用“支那”一词的公文。今后的公文往来，一律使用“中华民国”。
但是，“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然而，在支那境内的东夷西戎及南蛮北狄，久以统属所谓“中”或“华”的版图内，故对内部而言，早该没有中、华、夷、狄之别。
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士朗）
同栏在６月８日刊出《中国之称呼》为题的短文，驳斥上文。
正如士朗氏在本栏（5日）所指出，国民政府决定拒绝接受使用“支那”一语的公文，同时自订英文名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确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过，对方希望改称为“中华”或“中国”，我国是没有理由置琢的。
人的姓名，即使不符合其本人性格，谁都不会因此而不称其姓名的。国名既然是专属名词，不管它是否傲慢无礼，大概亦不应去之而后快吧。准此而言，我国“日本”之个名称，在外国人看来，也许亦会认为是个自尊自大的名称啊！
“支那”一语，即使不含侮辱的意思，但究竟不是正式的国名。若仍坚持用之，就好比以绰号称呼人家，难免招惹人家的不快。我们不但不应该责难其国名过于美丽，要求改易，反应该承认彼等所认为正当的名称。这才是民族间交际的正当礼仪。
有关此次远东大会的报道，多数新闻报章已改称中国为“中华”，本人甚为高兴，新闻界走在社会的前端，今后的报道，极应做如是的改革，是所至祈。（实东②）
１９３０年底，虽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及口语，仍然沿用“支那”名称。对此，双方一再反复辩驳。总之，日本人并无决心放弃“支那”一词的使用。
１９４０年，当中日战争之际，大众作家菊池宽以国民使节的身份访问占领区后回来，在《文艺春秋》杂志撰文，主张日本“此时似宜改掉对支那人的称呼”，颇引起社会关注。１９４１年，大政翼赞会为了“宣抚”占领区人民，呼吁停止使用“支那”一词，该用中国称号。虽然改变称号的问题在新闻杂志上热烈讨论过一阵子，但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而日本人喜欢使用“支那”拒绝使用“中国”的心理，直到战后依然继续保存下去。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以从事中国研究及与中国有关系的人为多，其他人士对这类问题大体上并不关心。下面让我们举津田左右吉和谷崎润一郎二人的作品为例吧。
我一直称支那为支那，用日本字母写为シナ。支那这个名称，并不是自古以来支那整体的地理名称、民族名称、或我们所指的国家名称，而是秦汉唐宋等不断变化的王朝名称而已。当我们考虑把自古以来的支那视为一历史整体时，以“支那”一词称其最为恰当，而且此亦为世界所通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该国成立之后的名称，并非从古至今的通称。秦汉唐宋等实为王朝之名，其名互异，但同为支那则一。故在正式场合及政治意义上，须以中华民国作为今日之支那的国名，但不能同时以之指称昔日之支那。特别在指称古代文化的时候，我们断不能用此。又，“シナ”一词写成支那，原无任何含义，有人写成“至那”或“脂那”，亦有人写成“ 震旦”或“振旦”（震、振两字互通），我则写做“シナ”。此名虽然由秦而来，但其意义却与秦迥异。（津田左右吉）
甲午战争时，吾人称中国人为 “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又称之“bozu”（秃子）。此于欧美人士称吾人为Jap之意义相同。然而，称Chanchan时，其音色尚带有许些好感，Jap就完全不是滋味。Chanchan是因当时日本小孩子觉得有趣好玩而来的，至于连着bozu一同称呼中国人者，皆为幼童。不过，这个对中国人甚为无礼的称呼，到了他们废除蓄辩之后，我等亦渐渐不再使用。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在1946年左右，报载郭沫若氏的谈话：“日本称我们中国人为支那人，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这个他们轻侮中国人的证据，今后宜加改正。”——正确字句我已记不起来，但的确是读过这样内容的新闻报道。像郭氏这样精通日本事情的人，也作如是观，真使我感到意外。战后，我们不再使用引起中国人不快的支那一词，尽量使用“中国”来代替，这都是事实。我辈文人，有些人使用支那一此，其心理与欧美人士使用China一语，并无二至，故不得谓此词在战前含有轻蔑之意。（实藤注：对于古代来说，或许如此，对于现代来说，则不无可疑之处）又，日本内地自古便有“中国”这个地名，用起来容易与支那引起混淆，故不得不以“支那”代替，其情形于称“露西亚”为“苏维埃 ”（soviet)一样。（谷崎润一郎）
大正时代（1912-1926）以后四十余年间，日本人拒用“中国”这个称呼，大抵有四种理由：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
3、“支那”，亦即China，是世界性的名称；
4、日本国内有“中国地方”这个地名。
以下让我们仔细分析这四种理由可否成立：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这是通晓中国古典的汉学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支那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是极其傲慢无礼的事！“中国”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称号。古代的中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称东邻为东夷，西邻为西戎，南邻为南蛮，北邻为北狄，四周都是野蛮人，唯我独尊，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不是傲慢是什么，要使日本人接受这一傲慢的称号，岂非是一种侮辱？
日本人中也有承认“中国”这个称号而视为理所应当的。古代日本确实是以上述意义看中国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是东亚文化的中心。直到与中国接触之前，日本文化尚未发达。日本过去非常崇尚中国文化，派人到中国留学。这一点，只要翻开日本历史便会明白。在室町时代，中国钱币成为日本的货币，足利将军虽受属国待遇，磕头向中国要钱，依然感到荣耀。故此，在古代的日本，不但从中国输入精神文化，而且亦有过接受中国的物质援助的时代。
不过，光看古代事物自然是不够的。中国对自己的古代容或感到骄傲，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已痛感国势衰弱。这种衰弱不但是在国力方面，连学问方面也承认了落后。这一点，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知道得更清楚。与西洋比较之下，总觉得事事不如人。故此，中国人已把中国这个国名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二字下面，划上了一画“专有名词线”，除了表示是一个名称之外，别无其他的含义。
若不明白上述的演变便贸然说：“你的名称好得可以，不许讲！”——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即使个人命名，大都取个好听的名字，既是专有名称，当然字字都可用。更何况是国名！“ 日本”这个称呼又何独不然？所谓“日本”，即指太阳的出处，既意味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其实，当地球是球体的事实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我们根本就不能再说什么日出之国之类的话。但是，日本一词现在还不是照用不误？汉学者流所指“古代支那自高自大”，这一点诚然没有说错，但他们忽视以后的变化，因而犯了错误。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对东洋史学者来说，这是个不可变动的结论。他们认为支那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是“易姓革命”的国家，王朝老是变动，不象日本那样“万世一系”。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不断改朝换代。要称呼总体的支那，没有比支那更好的名称了，这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说法。
但是所谓“中国只能有支那这一个称呼”，到底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起来的呢？时湔飧鑫侍馊莺筇致郏梦颐窍瓤纯粗且淮示烤故窍仍谑裁吹胤剿灯鹄吹摹Ｕ馑坪跏窃谌毡荆蛑泄送ǔＪ遣换嵊弥钦庖淮实摹?
那么日本人所用支那一词，是何时开始的哪？
我辈在明治时代出生的日本人，是在一片“支那、支那”声中成长的，自幼便以支那去看待中国。但稍微翻阅古籍，便可知道，支那一词，从前叫做“唐”或“唐土”的。
然则，支那一词何时传入日本？如何萌芽？又如何发育起来的哪？
关于支那一词的由来，大抵有五种说法。至于这个词汇在日本成为学术上和历史学上的问题，则是在甲午战后的事了。日本人在此时喜用支那一词是有其原因的。一说谓此时的支那是指“印度支那”；另一说谓支那在印度语中，表示智慧之义，而中国人具有优越的智慧，故得支那一名。最易被人接受的一说是：秦始皇声威远播印度，而秦字的的发音是chin，印度人在chin之后加上了母音，向东流入中国，向西流入欧洲。在欧洲，中国的读法做Chi-na、China或 Chine。而对中国人来说，则就成了支那二字。
在日本古代，支那一词不过是偶尔一用罢了。例如，在1106年出版的《东大寺要录》扉页，有“印度支那未尝见闻”一语。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空海大师在其诗集《性灵集》中，有“支那台岳曼殊庐”之句。而在此时，或称中国为汉土、为中国，而支那一语，多为标新立异之举。
必须指出的是：《东大寺要录》、空海《性灵集》之类的著作，仅为学者所诵读，一般人无从问津，故支那一语尚未成为日语词汇。
一直到1713年，在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中，才正式成为日语词汇。
而支那一词在日语中生根成长，似是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的事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舞台剧本推测而知。顺着默阿尼的剧本及其他书籍的写作年代，便可知在明治以前并不使用支那一词。1869（明治2年）的《遗失的药》却有“支那”一词，附上“morokoshi”（唐土）的发音，但也只在“从支那（唐土）到天竺”一句中出现。剧中仍称唐人而非支那人。
而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0月，在竹柴其水的剧本《会津产明治组重》中，支那一词出现二十七次，而且Chanchan也不时出现。很明显，上述语汇在这里是充满轻蔑意味的。
1895年（明治28年），李鸿章到马关议和，结果日本获得了二万万两白银赔款及割让台湾。日本因此洋洋得意，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变的轻蔑起来。“支那”一词也从此在日本语言中生根，而且很快地边融混了轻蔑之意。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所使用的“支那”一词，在日本原来是无根的。日本用支那去取代二千年来沿用的中国，只是近六十年光景的事。关于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本身是曾想过的，和一般人也当谈论过的。但正如前言所言，由于好恶的感情先入为主，学问的界限也就模糊了。
但只要我们一翻开史籍，事实就摆在眼前。从前我们说“唐土之唐帝玄宗”；1895年以后，改说“支那之唐朝玄宗皇帝”。在过去的五十余年间，硬不肯说“中国之唐朝玄宗皇帝”。
3、支那即China说。有人以为China一词是世界性的名称，故可接受。所谓世界性的名称，亦即学术性名称。这一说，咋听似乎无什么大问题，其实也难成立。理由很简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并不自称“支那”；也就是说：支那并未形成世界性名称。事情很明显，世界性者云云，并非那么的学术性。
4、不称中国为支那，就会和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引起混淆。这就是说：完全是为了避免玷污日本语的纯洁性！很多人都相信这一套，我也不例外。是故，才认为必须改支那为中国。这不但是为了敦睦友邦，而且是为了改正日本本身不合理的地名。日本国内的“中国”是什么意思哪？原来古代官吏往来于京都和九州太宰府之间，“中途之国”的中国地方是必经之路，“中国”因此得名。现在，太宰府早已废除，京都也不再是首都了，“中途”的意义也早就失去了。因此，为了日本语言的纯洁性，我希望废弃这个名字。日本国内早就了“中部地方”、“东北地方”这些地名，因此我想，将“中国地方”改成“西部地方”。不仅在地理上贴切，而且从国际关系的考虑上也是应该接受的。
除了上述四说之外，还有以下的奇说。即支那人厌恶支那二字。“支”有分布之意，而“日本”有本家之嫌。因此，如不用汉字，改用假名，当可无事。
简直是小儿之见。今日中国人所讨厌的，并不是字面问题，而是支那一词的读音——包含着轻蔑感情的读音。该词在清末并未混入此等感情，故相安无事。该词之所以必须废除，并非是为了文字问题，而是该词的读音令人憎恶的缘故。
总之，日本出现多种多样反对改变“支那”一词的论调，完全违背了中国人的意愿。直到战败投降，才有转机。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发出《关于避免使用支那称呼事宜》通知，下达各新闻杂志社、出版社；同年7月3日，教育次官将通知转发各大学和专科学校。
通知内容如下：
往昔通常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要言之，除不再用支那一词外，不妨使用：
中华民国、中国、民国、中华
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
日华、美华、中苏、英华
至于在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性叙述之场合，例如：东支那海、日支事变等，万不得以时方可破例使用。
又，现今之满洲即称满洲，不得称为满洲国，附带通知如上。
从此，支那一词，成为了日本语言中的死语……


※注：
①节录自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四章第三节，原题为《国号问题》。
②实东为实藤惠秀的笔名。
附作者简介：实藤惠秀（Saneto Keishu，1896年生），文学博士。192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后，任职于早稻田第二高校。1937年到中国留学。1949年任早稻田大学教授，1966年退休。从三十年代起从事中国语学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诣极深。

第二篇《无题》
作者：佚名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 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支那"原"Cina"﹝din﹞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梵文Cina进入不同的语言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China"、"支那"、"脂那"、"至那 "或"震旦"。根据对Cina的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含意也不相同。
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

1．认为Cina在梵文中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

2．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时期的中国的称呼；

3．认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思；

4．认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罗马传教士卫匡国在1655年最早提出 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在China一词出现前，欧洲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来自Cina﹝din﹞的读音，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稍有差异。梵文 Cina向东方传播，进入中国和日本，译音为"支那"、"脂那"、"震旦"等。梵文Cina进入古代中国后，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译为"震旦"，但 Cina（震旦）是外国人（最初是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与中国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影响极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呼主要有"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

Cina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1888年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国
，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甚至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1908年，印度尼西亚华侨曾向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到1930年，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 '，英文须写National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有位在东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中国人的那段历史……"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同过去中国称日本为"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但从19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来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概念。大约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一词才作为国家概念出现，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国作为国号固定下来，1911年10 月11日，革命军在咨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和国成为新中国的正式称谓。

（完）